“中国社会这两年流行着一个说法：只要有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和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创新就可以自然发生，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自动升级。”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正常采访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对上述论断提出了质疑和思考。“这个流行说法的理论根源，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即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

  按照教科书经济学的教条，如果不实行私有制和自由化，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然而路风教授指出，如果严格按照内在逻辑，这种教科书式的市场理论其实与经济发展和创新丝毫没有关系。因为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要打破被市场理论奉为圭臬的“均衡”。

  路风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转折或调整的关头，产业升级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是“基础广泛”（broadbased）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的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转移，而后者对于中国特别的重要。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要依靠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关产业升级的政策应该采取促进、引导和激励的方式。

  路风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这位以“田野调查”风格见长的学者，先后研究过中国的汽车、大飞机、电信标准、核电、高铁、液晶显示器等工业。2015年，他又“杀入”中国数字控制机床行业，对全球第一个使机床成为智能、互联产品的i5数控系统展开了研究。

  开发i5数控系统的过程揭示出有关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创新”并非“天降神物”，也不是来自企业家的“奇思妙想”，或某些天才的“灵光一现”，“现实中的创新不会随心所欲地发生，因为创新行动面临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有动机或压力；创新也一定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关联环境中，因为创新需要知识、经验和支持系统。”

  “尤其对于后进入者来说，在面临领先者优势壁垒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边际价格变革，根本就不能提供使后进入者甘冒巨大风险的动机。因此，创新的动力来源是复杂的，有利益动机，也有理念或意识形态，还有能帮助降低风险的政治和制度条件等等。只有意识到这种复杂性，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沈阳机床(000410,股吧)集团（以下简称“沈机”）是如此这般走上自主开发数控系统的道路的。”

  它不仅突破了中国机床工业长期处于弱势的数控技术，而且以其智能、互联的特性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i5的案例表明，当新一轮信息技术进入工业领域时，像沈机这样的“传统”工业才是这一轮信息化的主力，而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则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

  路风：“i5”不是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数控系统，但却是中国第一个不跟随外国领先者的技术轨道而开发出来的数控系统，它因此显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不仅可以让一个国产数控系统“活下来”，而且正在展现出改变市场竞争格局的力量：中国在数控系统技术上的突破将由此实现。

  比如，“i5”正在改变机床本身。当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以及所有的系统都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机床还会是现在的样子吗？传统的机床是一个独立的单元，那是因为要适应人工操作的要求。一旦生产过程完全实现数字化，机床作为其中的一种工具/设备就可能成为生产系统或其中一个单元的组成部分。

  虽然机床作为机器工具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知识仍然会存在下去，但机床的形式恐怕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如果这种变化发生，那么由数控机床的智能、互联所导致的革命过程也将继续深入下去。

  也就是说，生产工具的智能、互联，对于制造方式带来的可能变化之一，就是打开原来不得不采取的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的方式，代之以通过网络连接的社会专业分工。这种变化也会波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床企业之一的沈机自身。

  由于沈机将来的经营活动中必将增加复杂的成分，如金融、租赁、云服务等，所以更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可能改变以前“大而全小而全”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在智能、互联的支持下实行更加专业化的“系统集成”。

  如果能够打开原来封闭式的产业链，就可以把大量新创企业整合进新的产业链，形成围绕沈机机床制造的产业集聚。如果不光沈机而且还有其他龙头企业也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形成“机器带”，即机器产业的集聚，这将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条新路。

  “i5”革命代表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因为仅从技术本身来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哪一个不体现在它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互联的数控系统，“i5”将改变工业模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预言者。迄今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智能、互联产品都是消费品，但“i5”机床是机器工具（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所以它会直接引发制造业的革命：改变制造方式；不仅重塑机床工业的价值链，而且可能重塑许多使用机床的工业的价值链并改变它们的边界；支持中国众多制造工业的升级。

  “i5”数控系统是中国机床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技术创新。它的意义不仅是为中国机床工业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数控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以其改变工业模式和制造方式的潜力，为中国向新工业革命的迈进开创了一条路径，并再次预示着中国工业可以通过自主创新赶上技术变化的步伐，让西方国家以新技术瓦解中国制造优势的想法化为泡影。

  路风：“i5”数控系统的研发是在一个奇特的组织模式下完成的。项目由沈阳机床集团，一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老国企发起，而执行项目的研发团队则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组建。因此，虽然上海团队是沈机内部的一个单位，但研发团队的管理模式没有受到母公司的影响和限制。

  沈阳机床集团不仅提供了“耐心的”投资，而且贡献了机床工业的知识、经验和应用机会；上海团队则以其坚持和创造性为沈机开发出新颖的数控技术。

  在开发数控系统的过程中，如果研发团队设在沈机总部所在地，那么即使能找到人才，其创造性也可能被窒息。比如，该团队的行为方式与制造企业的行为方式完全不相容。但如果是两个企业间的合作开发，那么研发团队就不会产生对“自己企业”事业的忠诚。

  比如沈机董事长关锡友，他的眼光、10年车间现场和10年企业领导的经验、在上海上大学时开拓的眼界和人脉关系、“摇滚青年”的文艺范儿等等个人因素全都发挥了作用。人们经常在生活中把行为不合常规的人称为“奇葩”，因此，如果以不合常规来定义“奇葩”的含义，那关锡友就真的是一个“奇葩”。关锡友把开发任务托付给了另一个“奇葩”：身在大学却对评职称、写论文没有兴趣，只喜欢琢磨数控机床和跑用户的朱志浩。

  需要指出，在经历10年“黑暗时期”后，关锡友和朱志浩在中国机床工业的中生代中已经属于硕果仅存的那一小撮儿。到本世纪初，关锡友是全沈机中唯一从“211”大学毕业的干部，而在朱志浩的大学同学中，除了个别后来当教授的，基本上都离开了机床工业。但这也有必然性——关锡友和朱志浩是该工业“剩下的”受教育水平最高、最有经验的骨干，如果他们再不干，那就没人干了。

  朱志浩在上海组建了研发团队。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沈阳的老国企能够在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建立研发团队，这本身就是个“奇葩”行动。

  不仅如此，朱志浩招募的团队成员也是一群“奇葩”：开发数控系统的团队中没有一个成员出身数控专业还不“奇葩”吗？学工业服务的小女生做出空间补偿算法，想辞职被留下的小伙子做出机器人……哪个不是“奇葩”？

  于是，“i5”就成了一群“奇葩”做成的“奇葩”技术。可能正因为如此，“i5”才会世界领先。

  《瞭望》：“i5”数控系统的成功研发，对当前中国工业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有何启示？

  路风：“i5”数控系统的开发再次证明了自主创新的力量。数控系统是中国机床工业的长期短板，制约着该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长期落后的原因是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把希望寄托在引进技术上，没有下决心从底层技术开始去开发自己的系统。在一系列条件的促使下，沈机走上了自主开发数控系统的道路。

  当这个项目从2007年开始执行时，开发者的原定目标是开发出能够替代进口的常规数控系统。令人（包括开发决策者）意外的是，最后开发出来的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互联的数控系统——原因就是自主创新。

  第一，开发者走了一条“最笨”的办法，就是从最底层的技术做起，自己确定底层架构，自己完成全部的算法，20多万行的源代码每一条都是自己写的；

  第二，当从底层架构到全部技术细节的系统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开发者不再需要跟随或模仿外国的数控系统，而是根据自己对用户市场的理解决定了系统的概念、技术路线、功能和性能参数；

  第三，以“80后”为主的开发团队（他们正好属于互联网的一代人）在他们掌握自如的“平台”上，把枯燥的技术开发过程变成了一场充满欢乐的“电子游戏”，为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创造性地把数控系统做成了智能、互联的。

  决心的重要、背负的风险巨大、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以及超越常规的结果等。尽管它的意义尚未得到官方的承认，但它是中国机床工业在最近30年间做出的最重大创新之一。

  特别是因为“i5”发生在互联网时代，而且就是一个可以与移动互联网无缝连接的数控系统，所以它是一项革命性技术：它是中国机床工业中第一项不是沿着领先者的技术轨道而是走出自己独特技术轨道的技术，所以产生出不同于外国产品的数控系统。

  更重要的是，“i5”的开发成功使沈机从低端生产者一跃成为与国外领先企业在同等技术层次上的竞争者。因此，这个事例再次证明自主创新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

  “i5”智能、互联数控系统在中国机床工业的诞生及其所展示出来的革命性前景，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而把后者转化为前者的关键是自主创新。因此，把“新动能”与“旧动能”截然分开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前者孕育于后者，或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路风：产业政策制定者们应该看到，开发“i5”的过程展示了自主创新的核心要素，也使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创新的力量。

  沈机上海团队的开发是从学习外国技术开始的，同样要实现机床数控，但是第一，他们没有跟随外国产品的技术轨道，而是以自己对于技术应用环境的理解，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轨道，所以产生了可以出现新技术可能性的系统架构；第二，上海团队自己把数控系统中的核心技术从头到尾、从最底层到应用层都做了出来，所以他们能够使这个系统根据新的可能性而变化；第三，他们开发技术的全部目标都遵循要让用户感到“好一点点”的原则，所以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框子的束缚而把出现新可能性的技术做到底。

  “i5”的形成确实受到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的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上海团队利用环境变化机会的动机始终是让用户更方便。因此，在通向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道路上，自主创新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时髦东西的作用。

  “自主创新”的概念曾经引起许多争议，但“i5”技术革命展现并证明的是，只有自主创新才能使中国工业实现升级，并在升级的基础上继续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瞭望》：我们注意到i5创新故事中，来自领导人的支持。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领导人以及政府的作用？

  路风：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需要政治领导？更一般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是应该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这两个问题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几年的主流思维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从这种对立的关系出发，一旦市场被认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

  这种信仰来自教科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理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对价格机制的人为干预，市场竞争将会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而均衡则代表了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事实上，“i5”的开发决策来自一位人的推动。无论是被领导人所激励，还是仅仅慑于“首长”命令，省市领导开始行动起来，主要起了两个作用：

  “规范”是指设定边界条件：拟开发的数控系统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开发任务由关锡友负责；支持主要是指资助和其他便利。但是，省市政府并没有干预开发过程。开发数控系统既没有列入政府的计划，也没有政府的立项，只有一个不干出来谁也无法交待的约束。

  路风：如果把开发“i5”的过程看成是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造过程，那么政府和市场都起了作用。政府提供了方向、鞭策、规范和支持，以“命令”的方式促使项目上马。但政府没有干预项目本身，而这就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了作用：关锡友是自己选定的研发项目负责人；朱志浩是自己招募的团队成员并自主决定的开发战略、技术路线和方法；开发出来的数控系统是沈机自己在市场上推广；项目的结果是由市场竞争而不是由政府的专家来评判。

  为什么在知识创造上需要政府的作用？在教科书经济学中，最优的状态是完全竞争，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个别企业无法影响价格水平。但在现实的工业竞争中，具有一定技术含量产品市场的基本特点是，领先者不仅决定市场的价格水平，而且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产品生产的成本结构以及产业链的构成特征。

  因此，在技术进步迅速的条件下，领先者可以对潜在的后进入者形成强大的进入门槛，而且这个门槛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而越拉越高。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后进国家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该国将没有企业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或市场，因为进入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边际性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

  政府的作用,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并鼓励企业敢于突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因此，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瞭望》：那么，在i5技术创新实践中，我们应该反思出怎样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才真正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

  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没有关于宏观经济的知识，没有关于经济体系应该向哪里发展的知识，没有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以及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化解这些矛盾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当然没有对于具体技术和工业活动的具体知识，但这只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而应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如果中国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那么这种“扩张和更新”就需要整体的方向：政策重点是放在推动产业升级上还是放在“市场出清”、淘汰“僵尸企业”上，将导致经济发展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政府需要帮助这个“知识和经验体系”克服其在“扩张和更新”过程中的瓶颈，需要鞭策和支持中国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领导。这种领导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并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转变已经形成惯性的政策路线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转变需要改变“范式”。于是许多人问：中国的经济还能多糟？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验也同样证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多次“化险为夷”，是因为存在着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的创造性力量，这是中国经济不会崩溃的根本保障。

  因此，即使在中国工业被当作是旧动能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像“i5”数控系统这样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发生在中国工业。“i5”能够在各个层次上掌握话语权的人都不承认的条件下顽强出现，再次证明了那个久被遗忘的道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世界机床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数字控制机床的出现。1952年，美国空军出于军备竞争的需要，发起数字控制机床技术研究，目的是使机床能够加工形状复杂的飞机零部件。从美国引进了数控技术的日本企业则把数控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廉价的普通机床上，使得数字控制机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得到普及。

  相比于传统的机床，数控机床不仅在加工效率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而且还能够加工形状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的零部件。

  进入1980年代以后，数控机床迎来了全球市场的持续增长，成为机床行业发展的方向和竞争焦点。目前，发达国家机床产量的数控化率的平均水平在65%以上，产值的数控化率在80%左右。

  中国对数字控制机床的研发起步并不晚，1958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和清华大学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电路（第一代）的数控铣床。当西方国家的数控系统从1960年代初开始采用晶体管（第二代）作为控制元件后，中国的研发工作也迅速转向了新一代数控系统。

  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除了最初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基本以自主开发为主，并成功地自主研制出了几类数字控制机床品种，而且有些产品的技术还很先进。如哈工大研制的数控铣床，在总体设计构思上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是同一档次的。但中国研发的数字控制机床一直没能进入产业化阶段，即使有出厂，也因质量问题最终报废，其根本原因与计划体制下的研发与生产脱节有关。

  中国数控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差距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从技术条件上来讲，制约中国数控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领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数控系统的控制元件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电子管半导体晶体管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在电子管和晶体管时代，中国的技术水平还能跟上，但到了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阶段，中国在数控技术上就彻底落后了——关键互补技术的缺失导致没有新的知识融入机床行业。

  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导致中国数控技术落后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技术道路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机床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放弃了自主开发，转而实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的“三段式”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99年，中国机床工业先后从国外引进技术约150项。“六五”期间，国家投入属于数控攻关和数控国产化的技改专项有75项，“七五”期间有58项。但“三段式”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让企业发展出技术能力，还阻断了企业之前自主研发积累起来的技术能力和知识经验。结果，中国的机床工业走上了高度依赖国外数控技术的道路。

  一是许可证生产或合作生产，即由外方直接提供数控系统，中方负责把系统搭载在成品机床上。整个过程不需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技术，长此以往就使中国机床企业丧失了产品开发设计的能力。

  二是技术转让，中方获得国外数控系统的芯片后，进行反向开发。最早的数控系统软件是用汇编语言写到芯片里面的，可以用反汇编语言读出来。中国引入汇编语言最早的技术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发那科（(FANUC），另一个是欧洲的ABB。但是，反汇编出来的语言极其难理解，因为汇编语言的背后是大量的开发经验和缄默知识，对于没有任何数控系统开发经验的人来说，反汇编出来的机器码没有任何技术意义。按照这种方式开发出的数字控制机床故障频频，根本无法投入市场使用。

  沈阳机床集团（以下简称“沈机”）自己也以引进模式尝试过开发数控系统。1995年，沈机引进美国桥堡公司的数控系统技术。但技术买来之后开发人员立即意识到一个问题，只买到了一个含有原始代码的数据包，底层的技术根本没有卖给沈机。这意味着沈机的开发人员根本不可能在买来的技术之上进行任何修改和拓展。2002年，这个花费了近亿元的项目宣告失败。

  在国产化的过程中，“七五”期间国家曾安排“数控一条龙”攻关项目，项目包括5种主机和3种数控系统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1990年项目验收时，国产化率都高达70%以上，经鉴定，“技术达到20世纪80年代初水平”。但这些项目“显然没有抓住市场需求最多的品种”，“可靠性却随着国产化率的提高而降低”。

  这个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问题根源是，政策和项目的制定者始终把目光聚焦于国外的技术上，以领先者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和标准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同时把“国产化率”作为最终目标，完全忽略了本国市场的需求，最终导致技术攻关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

  事实上，引进的技术其实是产品，其中凝聚的知识和经验对于引进者来说都是“黑箱”，不可能只是通过购买和使用就会自动掌握。因此，引进技术不能替代自主开发。但“三段式”政策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规定为唯一的技术来源，同时却没有对自主开发的要求和鼓励，执行了这个政策的中国工业也就不可能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

  在引进技术的政策影响下，国内研究机构和企业不再愿意自主开发数控系统，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引进来“开发”。当技术引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后，就索性依靠外国企业的“合作”。

  1992年，日本数控巨头发那科与国内某机床研究所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从事发那科数控装置的组装、销售和维修。这样一路走下来，中国机床工业以前积累的数控开发能力基本被瓦解，最终只能依靠进口数控系统。

  1993年市场全面开放以后，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市场的进口机床最终让中国机床企业全面陷入困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内机床工业之外出现了一些数控系统的制造商，一度为中国在数控技术上的突破带来希望，但迄今仍然没有扭转中国在数控系统上的弱势，国内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尤其是高端的数字控制机床还是以西门子和发那科的系统为主。

  中国数控技术在出现本国系统供应商之后仍然没有实现明显突破，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技术开发上仍然是跟随外国领先者。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往往在跟随外国技术轨道的条件下靠低价竞争。以国家项目为导向的企业，往往以外国已有的技术性能标准作为开发目标，虽做到了“填补空白”，但因为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所以做出来的“成果”往往没有应用价值。

  根据业内专家的分析，国内开发数控系统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数控系统制造商“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外技术的跟踪上，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皆有所欠缺”；二是系统供应商与制造厂家、最终用户联系不紧密，产品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事实上，中国最近几个五年规（计）划中都有关于数控系统的研发专项，也都验收合格了，但同样的技术项目每次都会重新申报。于是，数控系统成了中国机床工业挥之不去的软肋。